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:女医生开一毛钱药治愈病人

长沙无悔

以下是引用片段： 　　如今一毛钱能买到什么？常州一位市民近日在市内一家医院给孩子看病时，仅花了一毛钱，孩子的病就痊愈了。这个一毛钱处方被病人家属誉为“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。”

“一毛钱的处方”与“217项检查”

　　在常州市里的医院看病，药价居然只要1毛钱!这么低廉有效的处方大大出乎常州市民张先生的意料。6月2日，他带着孙女去常州第七人民医院看病时遇到了这样的好事，不仅钱花得少，服过一毛钱的处方药后，孙女的病很快好转了。(据6月9日扬子晚报)
　　一毛钱能不能看病?应该说只要一毛钱能卖到几粒药片，并能够完全对症，是完全可以看病并看好病的。而时下对于好多医生一眼来说，一毛钱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。如果医生开了一毛钱处方，几乎连笔墨纸张的成本都不够，更别说赚钱了。日前还有一个例子，广州市龙先生5岁爱女因误吞一个3厘米长的铁制弯针，被送至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治疗，第三天弯针自行经大便排出。当龙先生接女儿出院时，他发现医疗费高达3366.30元，清单上竟有217个检查项目，其中不乏梅毒、艾滋病、类风湿等。
　　上述那位张先生如果说带着孩子到下面的这家医院去治疗，估计要花费的医疗费可能比龙先生的还要多。因为孩子肚子有毛病。医生更有借口对其全方位的检查，不仅梅毒、艾滋病、类风湿等要检查，就是非典、口鼻疫等一样也不能少。因为这些检查你说是不必要，医生认为说是有必要。在医院谁讲话算可想而知了。而如果是广州这位龙先生带着儿子到常州哪家医院看病，有经验的医生检查过后，极有可能让龙先生把孩子带回家，注意观察。因为已经进入肠道的回形针极有可能被自然排出，而龙先生要付出的可能只是几元钱的挂号费。
　　这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的差别，更应该说是医德和医德的差别。过去医疗行业有一个传统的职业道德，叫“医者父母心”。因为医者职业的特殊性，病人往往会对医生有一种巨大的依赖性，甚至是一种盲目的信任性，因此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，更要有父母一样的心肠。对病人合理诊断，对症下药。但是时至今天，医生医院似乎已经在市场经济中完全演变成了一种“纯商家”的气质，将传统医疗行业的公益性和职业道德完全抛弃，而一心追求其利益最大化了，有的甚至还将这种利益最大化和医生的收入挂起钩来。这也就是一些医院为什么治个感冒要花上千元。医生对病人不看不问，一切全交给机器检查的主要原因。
　　各行各业除掉制度的管理外都还需要一种职业道德的约束，而对医院医生来说，道德的约束更是至关重要。从这个“一毛钱处方”和“217项检查”中就可以看出，如果从制度方面来说，两则不仅都没有违背，那个“217项检查”似乎还更“符合制度”。因为按照制度，这里的每一项检查都是“必要的”。但如果按“医者父母心”的道德来说，“217项检查”和“一毛钱的处方”相比就差得远了。常州市这家医院在谈到这件事时，也认为“一毛钱处方是个例”，但他们坚持的是“合理检查、合理治疗、合理用药”，一个合理，也就是对医生医院在市场经济中该怎样对待病人最完美的诠释了。(人民网　朱少华)

“一毛钱处方”如何重建医改共识

　　如今一毛钱能买到什么?江苏常州一位市民近日在市内一家医院为孩子看拉肚子，根据经验带了500元看病，但医生只开了5片一毛钱的药，就治好了孩子的病。这个一毛钱处方令病人家属十分感慨，誉为“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。”据院方介绍，医院提倡“合理检查、合理治疗、合理用药”，对医生的考核更注重的是工作量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综合考评。医院对医生用药不作考核，医生的综合工作效率才是医院最为看重的。(《扬子晚报》8月9日)
　　小处方能治大病，就像本例中的患者家属所感慨的那样，在当今看病难、看病贵的语境下，简直就是奇迹了。其实，这样的“奇迹”也时有发生，只是结果不太一样。
　　比如湖北汉口医生王争艳因开小处方著称，并多次被授予“湖北省十大女杰”、“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”、湖北省劳动模范、省“三八”红旗手等荣誉称号。但与此相反的是，重庆医生坚持开小处方，未完成指标遭医院倒扣钱。好在常州“一毛钱处方”医生任职的医院，对医生用药不作考核，要不然也难逃重庆医生的遭遇。由此我们可以发现，“一毛钱处方”的出现不是偶然，它的必然性建立在合理的医生考核制度上，而不是取决于简单的医德问题。重庆医生开小处方为何遭倒扣钱，开大处方却可以得到奖励或回扣?症结还是出在以药养医身上。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下，大处方才有其“合理”生存空间。药品价格越高，医生开的药越多越贵，有时还美其名曰满足患者要求，但华丽的外衣背后，却是医生和医院获取最大化的利益。有人就曾经透露，重庆市大型三甲医院平均药品收费占全院总收入的40%以上，平均每年至少有5000万元以上纯收入来自药品加成。

　　所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味强调医德的重视性，显然是没有把准医改的病脉。道德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有时它很硬、很强，似乎比法律还起作用，还有力量。但有的时候，道德又很弱。当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被破坏的时候，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。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，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。医德沦丧当然是造成看病难、看病贵的不可回避的因素，但我们需要的是用良好的制度去改造医生开贵药的思想。如果开贵药对医生没有什么好处，反而有坏处，他们肯定会转而开“一毛钱处方”。这或许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“理性经济人”的趋向。

　　实际上，这引出了一个论题：要想重建医改的共识，首先不在于宣传和号召，而在于制度建设。制度的建设尤其需要在基础秩序上下功夫，正如常州“一毛钱处方”医院的考评制度一样，对医生用药不作考核，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才是根本，也就是说，要减少遵从职业道德、开“一毛钱处方”的行为的代价和成本，不能使违反职业道德、开贵药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。但良好的医生考评制度，必须能确保医生的合理收入，而这的确需要相当大的财政支撑，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加大财政投入，医生工资由财政拨付，医药分家，提高诊疗费，降低药费，这样医改共识的重建才会有保证。